在高楼林立、霓虹闪耀的现代都市，有这样一群人，从户籍和身份上说，他们已经是标准的城市人，而现实生活中，他们依然被视为“村民”，不少人把他们叫做“都市村民”。“都市村民”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向“市民” 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往往拥有数额不小的征地补偿款，甚至拥有好几套回迁房。然而，看似风光的背后，他们是否已真正融入了城市？在繁华喧嚣的都市中，他们的生活何处安放？

田园牧歌式生活一去不复返

普照社区是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阿拉街道办事处最大的一个翻牌社区，随着贵昆路改扩建项目、云桂铁路项目等一系列工程的落地，这个曾经地处昆明东郊的村子迎来了城市化建设的全新机遇，“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物质上说，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汽车、电视、电脑、电话样样都有。”40多岁的普照社区常村“村民”保某说，他家共有四口人，按照相关政策，还获得了320平方米的回迁房。然而，新的生活网络、新的生活秩序、新的生计方式却又让他有一些难以说清的无奈。

“这个小区原来是稻田，是我们小时候追逐玩耍的地方，现在我想进去看一下，门卫还不让。”保某回忆起曾经的日子，秋收的时候，遍地金黄，村民之间“协同作战”，女的捆草、扬稻子，男的扛稻子、踩打谷机，虽然人人都汗流浃背，但是打谷机的轰鸣声却盖不住欢笑声。农忙的时候大家总是互相帮助，闲时就串串门子，唠唠家常。

“以前村里办红白喜事儿是不发请帖的，都是要亲自上门邀请以示诚意”，他饶有兴致地介绍起了以前村里的风俗习惯，而现在，大家分散住在不同的地方，也不知道谁具体住在哪儿，想请客都找不到人。

记者发现，说起土地和曾经的生活，不少村民话语间流露出怀念。“比起高楼大厦，我还是喜欢以前住的三四层的小房子，有个院子，可以养养鸡和鸭。”保某说。然而，小桥流水、自家院落、和睦邻里的田园牧歌式生活只能停留在记忆里了。

“都市村民”心理问题被忽视

“很多人无所事事，整日围在麻将桌边，有的早就把补偿款输得一干二净了，有的连回迁房都抵债啦。”村民介绍，部分人拿到补偿款后购置豪车、聚众赌博；部分人在城市打工，但由于文化程度低、技能有限，多数从事保安、保洁等层次较低的工作；部分人不愿意打工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少数有头脑、懂理财的人搞起了投资，开始创业。

“在城市化过程中，这一群体的生活模式、人际关系等都发生了改变，从心理和精神层面会有很多不适应。”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赵白帆说。

“你希望未来的生活是怎样的？”记者问。“我们这辈人已经没什么追求了，就是担心后辈的生活，原来有土地还有一条退路。”保某答道，村里用心读书的年轻人不多，多数人什么都不做，甚至公然说，以后就是“啃老”、“吃补偿款”、“收房租”。这样的状况让不少村民忧心忡忡。

据了解，“都市村民”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失去土地直接引起的焦虑感；在征地、补偿、安置过程中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原有生活习惯难以延续，新的社区服务得不到认可造成的心理空虚；对原有生活的怀念以及对养老和后辈儿孙的担忧；与城市居民相比，潜在的自卑感带来的尴尬和困惑；获得巨额补偿款和回迁房后的暴发户心理及非理性表现。

赵白帆认为，相比就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等较为实际的问题，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

“这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长期从事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社会学等研究的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钱宁教授说。

钱宁表示，农民失去土地后，虽然拿到了补偿款，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该怎样应对变化，对生活没有规划，内心极为空虚。他们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很多人不愿意过朝九晚五受限制的生活，即便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做几天就不干的情况时有发生。内心空虚、无聊的情况下，许多“村民”沦为赌徒，甚至有部分城市出现了“都市村民”沦为“城市贫民”的情况。

“城市化进程初期，‘都市村民’在心理方面的问题还没有暴露。但这个问题值得关注。”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街道办事处主任何松从事了多年社区工作，他所在的街道是昆明城市化推进较快的区域之一。

“都市村民”情归何处？

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都市村民”情感上的迷茫、彷徨总是和城市化的进程或多或少联系在一起，如何让他们走进精神家园亦是城市化的核心之一。

“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钱宁认为，城市化是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让更多的老百姓生活得更好，不仅是物质上过得更好，更是精神上的获得更好、更高发展，包括市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水平等。

“急速的把农民从原有的生活里拉出来，他们从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方面都会不适应，尤其是一次性大量补偿现金给农民的粗放方式，对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说会有很多后遗症。”钱宁说。

他从社会学和人类进步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后遗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土地补偿直接补偿到个人，成为了消费基金而不用于经营，当钱用完之后，这个群体的生计怎么办，政府管不管？政府养起来么？不能只考虑眼前的保障，如果不让农民在城市得到可持续的发展，这一群体将成为政府永远都甩不掉的包袱，成为城市化遗留的巨大问题。第二，农民获得补偿款后，大部分地方没有做实体，而是发展“楼宇经济”，“村民”靠出租房屋生活，不靠劳动创造价值，成为食利者，不劳而获的状态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精神状态和风貌，人人都想着不劳而获。第三，如果这样的思想状态蔓延开，整个国家的创造力将受到影响，社会进步也将失去推动力，从经济的长远发展来说影响极为不利。

赵白帆认为，“都市村民”融入城市生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时间来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氛围。必要的技能培训、提供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非常重要，还要注重引导他们进行自我调适，尊重其个人愿望、文化和信仰，让他们顺利适应这一转轨过程。

何松认为，街道和社区是“都市村民”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载体，是他们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的主要空间，在引导“都市村民”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现在开始，政府应该考虑怎样做好引导。”钱宁主张，从宏观层面说，在制度安排、政策设置上不能太简单，对失地农民不能采取用现金方式进行一次性补偿，而应该是作为组织生产的基金，更好的把这笔钱利用起来，为失地农民的后续发展提供经济支撑；从微观层面说，培育大量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进入社区对失地农民进行积极引导、社区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设置有关心理咨询和辅导的窗口等都可以帮助他们适应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国外的城市化大多数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不是人为的制造一个城市，国外也没有二元社会结构。钱宁提出，中国需要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来解决“都市村民”的问题，不能太过简单、粗放，要系统的进行考虑。城市化实质上是围绕着三组关系展开的社会变迁，一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个人身与心的关系，因而未来的城市化必须面对和妥善处理这些关系。